往期回顾
荷赛奖三届评委黄文告诉本刊 摄影师不该为获奖而讨巧
□ 本刊记者 卢楚函 《 环球人物 》（）
初春午后，阳光和煦。在北京西四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身玫红色上衣的黄文出现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是为了应春天的景吗？”黄文笑答：“可以提亮肤色。”
为黄文拍照时，记者调侃摄影师，给荷赛奖评委拍照压力山大吧？黄文则抢过话头：“其实我才有压力，已经经不住人这么近的拍了。”黄文今年刚满50周岁，很难想象，如此爱美的她曾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中国第一位战地女摄影记者。
采访时，黄文刚从成都回来，第十二届华赛奖评选结束，她任评委会主席。时间再往前推一个月，世界最权威的新闻图片奖——荷赛奖评选，黄文第三次任评委，“忙得不亦乐乎”——看她说这话时神采飞扬的状态，确实乐在其中。
荷赛奖回归新闻摄影传统
在今年举办的第五十九届荷赛奖评选中，中国的两幅作品《雾霾中国》和《天津爆炸》获奖。荷赛全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因为在1955年发起于荷兰，故被称为荷赛。这被业界认为是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中最具权威性的赛事。
黄文曾在2006年、2007年两次担任荷赛评委。到2016年，时隔9年后她再次回归。她觉得，自己的回归跟荷赛今年理念的回归同步，她刚好经历了荷赛奖评选标准的一个轮回。“2006年的时候，是新闻摄影向个人化转折的一年，就是新闻摄影实践当中出现个人化倾向的开局之年，而今年则是回归新闻化的一年。”
她跟记者解释说，“2006年的获奖作品中，有一组意大利摄影大师拍摄的‘纽约时装周’。在整组作品中，你看不见模特走台，有时还是不完整构图，比如拍一个亚洲模特儿的半张脸，还是虚的；或者拍一个模特儿剪影，后面是空空的舞台。那组照片其实就已经显示出一种个人化的倾向了。到2007年，开始大量出现这种类型的照片。比如说有一组叫巴黎街舞者，其实就是巴黎人的跑酷，拍了12张跑酷的照片。这些照片对于绝大多数的观者来说，在感情上建立不起任何联系。”
对于这种转变，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数字化影像传播的黄文，有她自己的专业思考，“一切的一切都来自数字化。数字化之后，个人拍照技术和成本门槛降低了。很多突发新闻现场，摄影记者没有到，但手机、卡片机已经在那儿。2005年伦敦地铁大爆炸，最早发出去的照片，就来自目击者，他拍完了发给美联社、路透社，然后传遍全世界，这是一个转折点。至此，专业新闻摄影工作者日子不好过了，于是开始尝试转变。拍个人化的东西，可以进画廊，进博物馆，卖给图片收藏者。”
荷赛延续近10年的个人化倾向，在近几年争议不断。著名的法国佩皮尼昂国际摄影节明确表示，2015年拒绝荷赛获奖作品来参展。“雪上加霜的是，荷赛去年出现假照片风波，取消了作品《欧洲黑暗之心》的获奖资格，原因是作品塑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小镇，违反新闻摄影原则。”今年，荷赛对新闻真实性要求异常严格，无论是PS还是在新闻事实上，出现问题一律取消资格，并提出摄影回归新闻性的要求。
观点碰撞是评奖的最大享受
相较于荷赛评选标准的争议和反复，黄文更以华赛奖为傲。“华赛一直就秉承经典新闻摄影的这个传统。”
黄文举例说，“荷赛今年的年度新闻图片《渴望新生》，讲述了一个难民趁着黎明把他的小婴儿递过铁丝网，跨越南欧边境，进入到欧洲大陆去。而华赛年度新闻图片《欧洲难民之“彼岸”》，照片中，一艘满载难民的土耳其船只抵达希腊海岸，难民从船上下来之后，非常决绝地往岸上走。”
两个比赛，不约而同地把年度新闻照片的题材都聚焦在了欧洲难民危机上。“但两边的选择是有明显差别的。对于总部在欧洲的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它在选择时会认为欧洲打开胸怀让难民来，接纳他，然后就到达了和平之处，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而华赛的照片很中性，就是难民千难万险地到了欧洲，蹚水上岸了，但它的结尾是开放的，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是美好生活的开端，也可能受到强烈地抵制。我觉得华赛选择的图片对难民危机的反映，更客观。”
华赛全称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2005年诞生于深圳。在黄文看来，华赛已经可以和荷赛、全球年度图片奖(POYi)，并列站在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第一梯队。
立场碰撞，在黄文的评委生涯中比比皆是，她自己则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不同背景、性别、国籍、个人偏好不同的评委聚在一起，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有不同的观点碰撞，说服别人和被别人说服的过程是评选最核心的意义。这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是需要充分表达自己的，不要担心跟别人不一样而不说话，而是因为不一样，才有存在的价值。”
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在国际上获奖，更多的中国摄影师参与到比赛当中。“中国摄影师参赛特别踊跃，今年参加荷赛奖的人数首次超过美国参赛摄影师，名列各国参赛者人数首位，但专业质量上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中国摄影师，现在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非常关注社会，并走在社会生活最前端的人，他们希望用自己对眼前生活的鲜活记录，来吸引世界的注意。还有一群摄影工作者，总是去找一些讨巧的题材吸引西方人注意，然后获奖，比如说体操运动员的残酷训练。这种现象其实不只中国摄影师才有，拉丁美洲摄影师会拍暴力犯罪;南亚摄影师会拍孟加拉童工等等，其实都已经是很口水的题材。”
在黄文眼中，好照片有几个标准，“首先是优秀的视觉书写能力，好看。其次是情感信息非常丰富，能让人看后心有所动。最高的境界是摄影师用最初始之心，用像孩子一样无暇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这是真正能够拨动人心弦的。”
而她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1989年，黄文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做编辑。她认真选照片，编写几十个字的图片说明。下车间跟着师傅一张一张洗片。工作外，她背着相机四处寻找、发现、拍摄。她拍摄的反映一位双簧老演员的专题“老艺人和他的第90个春天”，在海内外十几家报刊登出；专题“一个女孩名叫婉君”，香港《文汇报》用了一整版报道。
1995年，黄文作为第一名中国学员，前往荷兰，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学习。此后，她完成了“学京剧的孩子们”主题摄影。她力图表现在京剧这一振而不兴的古老剧种面临严峻形势下，一群学京剧的孩子所怀有的执着和憧憬。那些日子，她天天背着相机跑学校，在孩子堆里一待一整天，直到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全部拍摄。黄文告诉记者，“摄影是一种情感交流，我的照片里很多是孩子、妇女和老人，他们是最应该被关注和聚焦的群体。”
“唯一的缺点是，你是女的”
黄文最被人关注的身份，并不是国际新闻图片大赛的资深评委，而是“中国第一位战地女摄影记者”。
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前，黄文是新华社驻德国的摄影记者。在科索沃进行第一轮会谈时，黄文就多次给新华社总部打电话主动请缨，说“我想去科索沃，我觉得这里要出大事了。”总部领导的回答惜字如金，“我们认为唯一的缺点是，你是女的。”
她每天给领导打电话，要求去前线。“领导都被我打烦了，又加上当时很多军事专家和外交专家判断，这场仗打不起来，领导才勉强同意让我去。”
黄文清晰地记得，1999年3月24日晚上，正在餐厅吃基辅炸鸡的她，听到了第一声爆炸，“战争爆发了。”黄文以每天50美元的价格租了辆汽车，拿着当地新闻局发的临时通行证和南联盟签发的采访许可证，到爆炸现场采访。
“当时有些记者看见死人之后，心理上都垮了，提前撤离回国”，但黄文不愿走，“我不知道为什么，战争的后期，我就觉得我像是亡命之徒。而且越是那样的情况，我越应该在那工作。战争总共打了78天，我在那儿待了67天。”
那次战场经历已经过去10多年了，黄文毫不讳言对她的影响至今仍在。“最大的改变是人生观的重塑。你一下子发现，死亡来得很容易，你会懂得珍惜。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强大的内心，比如你碰到一些不公、委屈时依然会生气，但化解这些问题的能力变得特别强，不像过去似的斤斤计较。这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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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午后，阳光和煦。在北京西四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身玫红色上衣的黄文出现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是为了应春天的景吗？”黄文笑答：“可以提亮肤色。”
为黄文拍照时，记者调侃摄影师，给荷赛奖评委拍照压力山大吧？黄文则抢过话头：“其实我才有压力，已经经不住人这么近的拍了。”黄文今年刚满50周岁，很难想象，如此爱美的她曾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中国第一位战地女摄影记者。
采访时，黄文刚从成都回来，第十二届华赛奖评选结束，她任评委会主席。时间再往前推一个月，世界最权威的新闻图片奖——荷赛奖评选，黄文第三次任评委，“忙得不亦乐乎”——看她说这话时神采飞扬的状态，确实乐在其中。
荷赛奖回归新闻摄影传统
在今年举办的第五十九届荷赛奖评选中，中国的两幅作品《雾霾中国》和《天津爆炸》获奖。荷赛全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因为在1955年发起于荷兰，故被称为荷赛。这被业界认为是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中最具权威性的赛事。
黄文曾在2006年、2007年两次担任荷赛评委。到2016年，时隔9年后她再次回归。她觉得，自己的回归跟荷赛今年理念的回归同步，她刚好经历了荷赛奖评选标准的一个轮回。“2006年的时候，是新闻摄影向个人化转折的一年，就是新闻摄影实践当中出现个人化倾向的开局之年，而今年则是回归新闻化的一年。”
她跟记者解释说，“2006年的获奖作品中，有一组意大利摄影大师拍摄的‘纽约时装周’。在整组作品中，你看不见模特走台，有时还是不完整构图，比如拍一个亚洲模特儿的半张脸，还是虚的；或者拍一个模特儿剪影，后面是空空的舞台。那组照片其实就已经显示出一种个人化的倾向了。到2007年，开始大量出现这种类型的照片。比如说有一组叫巴黎街舞者，其实就是巴黎人的跑酷，拍了12张跑酷的照片。这些照片对于绝大多数的观者来说，在感情上建立不起任何联系。”
对于这种转变，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数字化影像传播的黄文，有她自己的专业思考，“一切的一切都来自数字化。数字化之后，个人拍照技术和成本门槛降低了。很多突发新闻现场，摄影记者没有到，但手机、卡片机已经在那儿。2005年伦敦地铁大爆炸，最早发出去的照片，就来自目击者，他拍完了发给美联社、路透社，然后传遍全世界，这是一个转折点。至此，专业新闻摄影工作者日子不好过了，于是开始尝试转变。拍个人化的东西，可以进画廊，进博物馆，卖给图片收藏者。”
荷赛延续近10年的个人化倾向，在近几年争议不断。著名的法国佩皮尼昂国际摄影节明确表示，2015年拒绝荷赛获奖作品来参展。“雪上加霜的是，荷赛去年出现假照片风波，取消了作品《欧洲黑暗之心》的获奖资格，原因是作品塑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小镇，违反新闻摄影原则。”今年，荷赛对新闻真实性要求异常严格，无论是PS还是在新闻事实上，出现问题一律取消资格，并提出摄影回归新闻性的要求。
观点碰撞是评奖的最大享受
相较于荷赛评选标准的争议和反复，黄文更以华赛奖为傲。“华赛一直就秉承经典新闻摄影的这个传统。”
黄文举例说，“荷赛今年的年度新闻图片《渴望新生》，讲述了一个难民趁着黎明把他的小婴儿递过铁丝网，跨越南欧边境，进入到欧洲大陆去。而华赛年度新闻图片《欧洲难民之“彼岸”》，照片中，一艘满载难民的土耳其船只抵达希腊海岸，难民从船上下来之后，非常决绝地往岸上走。”
两个比赛，不约而同地把年度新闻照片的题材都聚焦在了欧洲难民危机上。“但两边的选择是有明显差别的。对于总部在欧洲的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它在选择时会认为欧洲打开胸怀让难民来，接纳他，然后就到达了和平之处，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而华赛的照片很中性，就是难民千难万险地到了欧洲，蹚水上岸了，但它的结尾是开放的，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是美好生活的开端，也可能受到强烈地抵制。我觉得华赛选择的图片对难民危机的反映，更客观。”
华赛全称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2005年诞生于深圳。在黄文看来，华赛已经可以和荷赛、全球年度图片奖(POYi)，并列站在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第一梯队。
立场碰撞，在黄文的评委生涯中比比皆是，她自己则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不同背景、性别、国籍、个人偏好不同的评委聚在一起，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有不同的观点碰撞，说服别人和被别人说服的过程是评选最核心的意义。这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是需要充分表达自己的，不要担心跟别人不一样而不说话，而是因为不一样，才有存在的价值。”
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在国际上获奖，更多的中国摄影师参与到比赛当中。“中国摄影师参赛特别踊跃，今年参加荷赛奖的人数首次超过美国参赛摄影师，名列各国参赛者人数首位，但专业质量上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中国摄影师，现在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非常关注社会，并走在社会生活最前端的人，他们希望用自己对眼前生活的鲜活记录，来吸引世界的注意。还有一群摄影工作者，总是去找一些讨巧的题材吸引西方人注意，然后获奖，比如说体操运动员的残酷训练。这种现象其实不只中国摄影师才有，拉丁美洲摄影师会拍暴力犯罪;南亚摄影师会拍孟加拉童工等等，其实都已经是很口水的题材。”
在黄文眼中，好照片有几个标准，“首先是优秀的视觉书写能力，好看。其次是情感信息非常丰富，能让人看后心有所动。最高的境界是摄影师用最初始之心，用像孩子一样无暇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这是真正能够拨动人心弦的。”
而她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1989年，黄文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做编辑。她认真选照片，编写几十个字的图片说明。下车间跟着师傅一张一张洗片。工作外，她背着相机四处寻找、发现、拍摄。她拍摄的反映一位双簧老演员的专题“老艺人和他的第90个春天”，在海内外十几家报刊登出；专题“一个女孩名叫婉君”，香港《文汇报》用了一整版报道。
1995年，黄文作为第一名中国学员，前往荷兰，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学习。此后，她完成了“学京剧的孩子们”主题摄影。她力图表现在京剧这一振而不兴的古老剧种面临严峻形势下，一群学京剧的孩子所怀有的执着和憧憬。那些日子，她天天背着相机跑学校，在孩子堆里一待一整天，直到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全部拍摄。黄文告诉记者，“摄影是一种情感交流，我的照片里很多是孩子、妇女和老人，他们是最应该被关注和聚焦的群体。”
“唯一的缺点是，你是女的”
黄文最被人关注的身份，并不是国际新闻图片大赛的资深评委，而是“中国第一位战地女摄影记者”。
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前，黄文是新华社驻德国的摄影记者。在科索沃进行第一轮会谈时，黄文就多次给新华社总部打电话主动请缨，说“我想去科索沃，我觉得这里要出大事了。”总部领导的回答惜字如金，“我们认为唯一的缺点是，你是女的。”
她每天给领导打电话，要求去前线。“领导都被我打烦了，又加上当时很多军事专家和外交专家判断，这场仗打不起来，领导才勉强同意让我去。”
黄文清晰地记得，1999年3月24日晚上，正在餐厅吃基辅炸鸡的她，听到了第一声爆炸，“战争爆发了。”黄文以每天50美元的价格租了辆汽车，拿着当地新闻局发的临时通行证和南联盟签发的采访许可证，到爆炸现场采访。
“当时有些记者看见死人之后，心理上都垮了，提前撤离回国”，但黄文不愿走，“我不知道为什么，战争的后期，我就觉得我像是亡命之徒。而且越是那样的情况，我越应该在那工作。战争总共打了78天，我在那儿待了67天。”
那次战场经历已经过去10多年了，黄文毫不讳言对她的影响至今仍在。“最大的改变是人生观的重塑。你一下子发现，死亡来得很容易，你会懂得珍惜。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强大的内心，比如你碰到一些不公、委屈时依然会生气，但化解这些问题的能力变得特别强，不像过去似的斤斤计较。这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