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虚构出了四段摄影师的故事，摄影师Q、M、T、K的一些特质均在某段时期存在于我的内部。我进入他们的角色将这些特质放大并演绎，借用他们的眼睛与身心去重新观看我的家庭相册和一些我很早以前拍的照片，并且翻拍和截图，形成四个结构松散而相对独立的图片集。
这些图片被抽离原有的功能和视觉语境，随之即被摄影师Q、M、T、K的审美经验所侵蚀。
摄影师Q从来不想承认自己摄影师的身份，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并且是当代的。他对艺术史充满兴趣，总是泡在网上看大师们的作品照片。至于他自己的作品，他不断地想寻求先锋和突破，可经过几次三番的尝试之后，他发现他拍的东西总是和他看过的那些艺术家们的作品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他为此抓狂，时不时地感叹这世上已经不存在新大陆了，能被创作的都已经被创作了，当他意识到这个想法本身也已经被人喊烂了的时候，就开始沮丧了。但他没有放弃，仍在寻找突破之法。后来他开始热衷于购买理论书籍，但买回来却看不下去（至多看一半），他最多的阅读是在网上看那些被引用的哲学片断，有时他甚至只看书名就觉着懂了一半。这样的阅读多了起来，他竟也似乎能对什么都发表些意见了，可他却越来越感到他的自我被理论强人和大艺术家所提供的阅读与视觉经验所挤压，他感到自己好像在一片巨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里爬。他意识到这对他来讲是个大问题，但他无法解决，爬的时间长了，这问题就悬置了起来，然后他竟变得爱照本宣科，喜欢攻击那些爬在他后边的人（只有他这么认为）。他的神经变得越来越敏感，每次拿起相机都觉着取景器里看到的是别人的作品。后来甚至看自己的家庭相册都会觉着父母的快照从某种程度上像某个艺术家的作品，直到他看到他母亲1987年旅游时拍到的照片，他第一眼就感到照片里那个名画右下角的闪光灯反光特别吸引他，“这可以是件现成品”他突然间来了创作的冲动。虽然随后他就想起艺术家徐震的展览里也有几乎一样的带闪光的油画，可他还是为这次忘记这位艺术家而欣喜，他感到自己第一次爬到了那巨大影子的边缘上。
摄影师M喜欢至上主义、构成主义和极简主义，虽然他也弄不清楚这三者有什么区别，但是他爱马列维奇、蒙德里安（他不会拼他们的字母名字）、Barnett Newman和Donald Judd。他总认为自己应该去做个画家或者雕塑家，但却从来没有为此做过什么。至于摄影嘛，他看过Jaroslav Rössler的那些“照片”，他想“这也太像马列维奇了”，并认为这样还不如直接去画画。而Alvin Langdon Coburn拍的“宝石”们，他觉着那些太做作了，他认为应当保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形式和结构的做法。拍照时，他总是想着马列维奇们，有时甚至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的形像，接受他们的指引，并以此为荣，他认为这是某种虔诚的表现。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摘抄，经常在废掉的相纸上抄，通常抄点对胃口的艺术家名言什么的。不过最近在抄这篇时，他总是感到别扭，但却莫名其妙地抄了下来，这是小说《2666》当中的一段儿：
我错了。实际上，不存在二流作品。我是说二流作品的作者不叫张三、李四。张三、李四是有的，这没有疑问；他们吃苦受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不时地也出版一本还对得起印刷纸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和文章，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任何一部二流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的作者；按照定义来说，任何一个秘密作者都写过杰作。这样的二流作品是谁写的呢？表面上看，是一位二流作家。这位可怜作家的老婆可以作证，她看见丈夫坐在书桌前，面对白纸，绞尽脑汁，奋笔疾书。看上去她是个无懈可击的证人。但是她看见的仅仅是外表。是文学创作的外壳。是表面现象。”这位从前的老作家对阿琴波尔迪说道。阿琴波尔迪则想起了鲍里斯安斯基。老人说：“真正写这部二流作品的人是一位仅仅接受一部杰作指示的秘密作家。
“咱们这位好匠人在写作。他全神贯注于好赖都体现在纸上的那些东西。老婆在悄悄观察他。不错，的确是他在写作。但假设他老婆有透视能力，就会发觉丈夫不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在接受一次催眠。”
摄影师M边抄边自言自语：“这说的是文学！摄影可不一样！”
摄影师T喜欢老相机、胶片和彩色摄影。他热爱William Eggleston，并从eBay上搞来了老的Kodachrome 64胶片，但冲出来的效果却不怎么好，他总是说如果有dye-transfer的印像技术就一定能还原Eggleston的色彩，至少八九不离十。
2013年春天的时候他偶然看到一条新闻：“收藏家Jonathan Sobel起诉了William Eggleston和他的基金会，因为Sobel认为Eggleston重新制作而后拍卖的36张作品让他收藏的原作贬值了。”摄影师T为此而愤怒，“怎么有人可以告Eggleston？”他想，他以前一直认为像Eggleston这样的艺术家跟法律纠纷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并且有新的作品出来总让他感到自己离“鸡蛋”的原作近了一步，虽然他仍然远负担不起。但当他看到新作和老作放在一起的图片并得知新作是用数码技术输出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被背叛了，“这新作就是一堆屎！”他想，他十分认同法官给出的驳回裁决“虽然这两张出自相同的底片，但他们根本不一样”，并认为Sobel的照片一定会升值。
除了“鸡蛋”，他也会喜欢Wolfgang Tillmans这样被称为艺术家的“摄影师”，虽然不太明白Wolfgang的照片要表达什么，但他还是爱他的色彩，包括那本新画册“Neue Welt”（虽然有些照片的质感让他感到少许别扭），当他得知那是本用数码相机拍摄的时候，他再一次感到被背叛了。有时他捧着这书看得出神，眼里总是充满困惑。
他真正开始疑惑是有一次他看到他父亲很早以前拍的家庭照片时，他发现很多照片的色彩正是他苦苦追求而不得的，“那时的廉价相机和快印店竟然能做这么好？”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了，某个时代的技术特色，还是色彩艺术本身？
摄影师K成长于大城市的中产家庭，几乎没离开过这个城市。他不崇拜某个特定摄影家的作品，而是喜欢反复观看那些特别著名、广为流传的黑白纪实作品，像克莱因拍的拿手枪的两个小孩，卡帕拍的战士之死，还有那个黑人小孩旁边是秃鹫的照片，他忘了作者是谁（他有时就是会搞混或忘记那些著名照片的作者）。他认为如果是自己置身那些地方，在那个时代，他也一定能拍下很多伟大的作品。
相对于作品，他更熟悉一些摄影师本身的经历，比如卡帕和寇德卡，他总是幻想如他们一样潇洒地跟随战乱。他看那些伟大作品的时候喜欢喝酒，杜松子酒，并且喜欢对着瓶子喝酒，他管这个叫嘬一口现实的味道。后来有一次他喝大了，迷迷糊糊间他梦见自己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夜的盟军战船上喝酒，那些伟大的照片都将被他拍到（即使是小孩与秃鹰的照片也是一样）。
现实中他会拍很多他的手表，构图就像寇德卡那张著名的照片一样，左手攥拳、小臂横在图片中间偏左下、表盘正对镜头，只是后边的背景多数变成了他的午饭和一些意义不明的街道。
他总是充满热情，唯一能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觉得这个时代太风平浪静了。但是他仍会感到某种使命降临在他头上，他认为自己最晚在35岁之前一定会去做个真正的战地摄影师。他在喝醉的时候给自己写下了如果到战地一定要拍的东西：武器、疾病、死亡、冲突、药品、纪念碑。
张之洲
1985年出生于北京。2009年毕业于英国创意艺术大学摄影系并拿到研究生学位。2011年获法国PX3摄影奖艺术摄影静物类铜奖；2014入选第五届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优秀摄影展览。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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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并文/张之洲
本文来源：《中国摄影》杂志
责任编辑：孙先进 SN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