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晏然，CCTV-10《人物》栏目编导，曾参与《故宫》《美食中国》《峥嵘迪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图像日志》《战火中的爱情》等纪录片的拍摄。
中央电视台出品过很多口碑纪录片，前有大气磅礴的《故宫》，后有美景与美味齐飞的《舌尖上的中国》。一部优秀的纪录片是怎样炼成的？其中经历了多少艰辛？编导的纪录片生活又是什么样的？日前，记者联系到了曾参与过《故宫》拍摄、现任CCTV-10《人物》栏目编导的晏然。她透露，《故宫》一拍就是两年，而她在《故宫》之后经历过短暂的迷茫之后回归，“纪录片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能不断地接受新事物，每一部片子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故宫》，一拍就是两年
晏然从2003年开始步入电视行业，参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纪录片《故宫》的拍摄，而且一拍就是两年。《故宫》用12集的篇幅，从建筑、功能、文物、人物等方方面面，触摸历史的脉搏。
目前国内的一些大型纪录片都是在特定情境下确定的选题，比如《故宫》就是为了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而创作的。晏然表示，“虽然是特定的，但任何一个选题，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对这个题材有感觉，有自己的视角和想法。《故宫》分为12集，每一集的标题就是这一集的主题，12个小主题结合在一起为观众展示的就是一个完整、立体的故宫。”晏然认为，纪录片的难点是前期的准备阶段，主要是核实资料和与当事人沟通的过程，“这一部分的工作奠定了全片的基础，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致，拍摄起来会越顺利。”
经过了前期准备工作，后期的创作不能有半点马虎，“纪录片是描写、记录和研究实际世界的电影，片中表现的人、物、事件应该与实际情况一致。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采访大量的专家，当事人，因此，我们一定要核实片中需要展现的每一个故事和细节，不能马虎。”
之所以有两年的跨度，是因为需要大量的空镜头，包括大量故宫四季景物的变换、故宫工作人员日常的工作状态、游客等，“只有积累了海量的素材，我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才会越顺利，画面才会丰富。”同时，对片子中一些年代久远、没有史料的事件还需要进行再现拍摄，运用了当时还比较流行的演员演绎式，“用演员演绎的模糊的画面来展现当年的情境。但是随着这些年纪录片表现手法的不断更新，这种再现形式慢慢地退出了舞台，人们更多地运用意向镜头来进行再现，比如拍摄一组秋天的残荷、落叶来表现主人公落寞、孤寂的生活；用一组延时的光影变化来体现变幻莫测的世界等。”
迷茫，出走两年后回归
除了《故宫》，晏然还参与制作过《美食中国》《峥嵘迪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图像日志》《战火中的爱情》等纪录片。虽然打造出如此多的精品，晏然下定在纪录片的道路上走下去，也费了一番周折。
“拍完《故宫》以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此后的两年里我在央视的新闻中心和《法治在线》栏目都做过，但是始终觉得新闻也好、栏目也好，都是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做节目，没有发挥 、没有想象的空间，于是2007年我又回归了纪录片的领域。”纪录片对于晏然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能不断地接受新事物，每一部片子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比如我做完《故宫》了解了明清历史和故宫，做完《战火中的爱情》感受到了战争年代革命夫妻的艰难和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现在做《民国先生》又慢慢走近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年代。对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与各种类型采访嘉宾的交流，都是纪录片吸引我不断走下去的原因。”
在晏然的纪录片之路上，让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战火中的爱情》的拍摄过程，“这部片子最初定的路线是要走创新纪录片的道路 ，用电视剧的手法来拍摄纪录片。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路子很难行得通，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搁置和人员大换血之后我和另外一位编导担任了片子的执行导演，首先我们针对片子出现的问题砍掉了大量拍摄欠佳和与事实不符的戏份；然后发挥纪录片的长处，添进了大篇幅的史实资料和知识链接点；再次就是采访了大量主人公的后代，以他们的采访来佐证剧情部分的情节。”
晏然认为，纪录片不管怎么创新，真实地记录和还原事件的宗旨不能丢，“每做完一部片子进入到下一部片子时，我都要告诉自己要放空自己，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开始，这样才更能接受新的知识，因为纪录片不是单纯地靠经验去复制，而是要不断地创作。”
高冷，受众群是社会精英
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有很大的区别，“剧情片的情节是可以有艺术加工成分的，情节是可以杜撰的，为了让剧情更有看点是可以制造情节冲突的，电视剧导演更多的是注重演员的表演，怎样让演员演绎出自己心中的角色形象，而纪录片导演是要在不干预主人公的情况下，在她一系列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发掘自己想要的点，再把这些点组合成一个片子。”
纪录片的故事要切合片子的主题展开，“我们通常需要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来展现，这些故事对于展现主题是加分的，不能是可有可无，也不能为了说事而强加进去。在展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一个记录者的角度去叙说，不要带着观点去煽情或者向观众灌输自己的想法，这都违背了纪录片的宗旨。”
晏然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在我国 ，纪录片的收视率绝对不可能是最高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纪录片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再一个是因为纪录片毕竟没有电视剧那么情节起伏，吸引观众，但是纪录片的受众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就像搜狐视频纪录片频道主编黄平茂说的，‘纪录片的受众群是社会精英，甚至是有可能是改变社会规则的一人群’。”
衡量，不能只看经济效益
《舌尖上的中国》《故宫》都是成功的典范，作为纪录片衡量标准是什么，怎样就算成功？晏然认为，这两部片子各有成功之处，也都有不足之处，衡量一部纪录片是否成功没有硬性的指标，能被大众接受，能让大众静下心来看，无论好坏能给予恰当的评价就是成功。“人们认为《舌尖上的中国》成功是因为它的高收视率和口碑。《舌尖上的中国》在央视纪录片频道连播三轮，并在上海电视节上卖出每分钟1万元的‘天价’。也让2011年开播以来从没有经营广告的央视纪录频道母凭子贵，在2012年收获了超过2亿元的广告招标，甚至连央视纪录片销售额也由此比去年增加了 50%。它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人们认为它成功的因素之一。”而《故宫》的成功又是另外一种意义，“这部片子是用纯高清设备拍摄而成，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后期加入了大量的三维动画，这在十年前的中国纪录片领域来说是划时代的。”
有很多纪录片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包括正在上映的《狂野非洲》，虽然零差评，但是也不得不面对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处境，对此，晏然引用了这句话来回应：“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 、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她认为，在任何时候，纪录片或者专题片的成功与否，都不能用票房或者经济效益来衡量，好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